迪伦马特：我描写的是人，而不是傀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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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同伙》是迪伦马特喜剧中最受争议的一部，甚至有评论家认为作者因此走上了离经叛道的荒诞派道路。尽管在国内外的上演遭到方方面面的非议，但迪伦马特为之据理力争，并于几年后将剧本与许多论述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同伙。一个整体设想》，从而也成为作者继《戏剧问题》之后最全面的诗学自白。《同伙》是作者两次美国之行（1959和1969/1970）经历和感受的艺术结晶：这里勾画的是一个泯灭个性与没有人性的世界图像，要以最简洁的方式使之戏剧化。在《同伙》中，迪伦马特塑造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舞台形象，既不是个人冲动的凶手，也不是个体命运的受害者；既不是最初的行动者，也不仅仅是受害者，而是一个所谓的“反讽英雄”。主人公多克是生物学家，在一次经济危机时被解雇，靠开出租车谋生。他偶然与一个势力强大的恶棍博斯相遇。
由于多克发明了一种溶解尸体的方法，他可以为博斯所利用。多克在一座旧仓库的地下室里从事他的工作；一旦陷入其中，便一发不可收拾。这里的人各执其事，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同样在为博斯工作。整个剧几乎都是人物之间十分简短心照不宣的对话，个个彼此都竭力掩饰自己真正的角色，情节中也没有出现惯常的“可能的转折”。在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机器”里，人人只有同流合污的可能，别无选择：“谁死了，那他就不用同流合污了。”不言而喻，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当下”：如果你要拒绝同流合污，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迪伦马特所追求的“整体设想”自然寓于其中。
不言而喻，迪伦马特的喜剧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现代讽刺喜剧，怪诞构成了其审美核心；怪诞既是作者对现实的理解和现代人的认识，又是表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手段，而二者在他的喜剧中自然和谐，相映相衬，相得益彰，深深地渗透着作者独具风格的喜剧观，即“悲剧性的东西就是从喜剧里产生出来的”。
迪伦马特就是以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给观众或者读者展示出一个怪诞的现实，“故事就是故事，超出此外的一切，作者无须去出面介绍，也不必在舞台上导演。结局亦是如此”。这种表现永远是“无与伦比的悲叹”，它“不能给予安慰，而只会令人不安”。但透过怪诞与无望的表现的深层，却让人感到作者对生存执着的追求；“我主动创作，我袒露心声，我表现绝望，这就是我的安慰。”他的喜剧描写得越怪诞，内涵的双重性就越尖锐，就越耐人寻味：怪诞中隐喻着道德秩序，无望中潜在着希望，于面目全非中塑造新的面目，于混乱不堪中幻想新的世界。这种充满矛盾张力的喜剧表现就是要唤起读者或观众随着那交替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去接受，去联想，去追踪，去体味作品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