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洋：秩序目标与郡县制的形成逻辑(7)

这里以军事挑战来说明这一点中华民族经常受到外部入侵力量的压迫，来自战争上的威胁一直是历代政权面临最严重的威胁。为了在军事竞争中胜出，政府必须建立良好的组织，必须限制地方的割据势力，为此，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听从中央政府、组织严密的官僚体系。以春秋战国为例，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广泛采用封建制，在封建制下，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往往是几千人的规模。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不少诸侯国采用了郡县制，他们所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可以说是指数级增加。因此在战国时代，能够看到的战争规模往往是几十万人，像长平之战，赵国参战士兵有40万人。秦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动员了60万士兵。这是封建制下不可想象的。
福山（2005）指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优势和形成原因。
“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促使基于亲友的政治组织演化成非人格化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类似的政治单元出现于欧洲整整早了十八个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动力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集权国家如出一辙：即普遍且持久的军事竞争。军事斗争激励统治者向人口征税，建立行政等级制度来管理军需，以功绩和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为前提指导录用和晋升。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郡县制的实行，一方面使得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使得政府治理水平大大提高。在古代社会，不论是中国的封建制还是西欧的领主制，政府组织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官员可称为“家臣”，政府自然避免不了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主义。而郡县制让中国较早地建立了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的国家治理形式，横向历史比较，它实际上是较高层次的国家治理形态。借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一句话，那就是：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