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洋：秩序目标与郡县制的形成逻辑(4)

邓云特（1937）有一部名为《中国救荒史》，详细统计了中国历史上灾荒现象，以唐朝为例，统计结果为唐代共计受灾493次，其中旱灾125次，水灾115次，风灾63次、地震52次、雹灾37次、蝗灾34次、霜雪灾27次、歉饥24次、疫灾16次，年平均受灾1.7次。令人怵目惊心！
由于这三种依赖的存在，政府就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率，换取组织效率的提高。例如，汉武帝为筹集军费对抗匈奴，采取了摧抑豪强、节制资本的措施，其对资产所得者征收的财产税（算缗）令大量有产者破产。
冯维江（2009）用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秩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他检索了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中五个重要关键词：富国、变法、无偏、均田、安危。富国和变法代表治理者的效率目标，无偏和均田代表治理者的平等目标，安危代表治理者的安全目标。平等和安全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政府对平等和安全的追求也可视为对秩序的追求。统计结果显示，效率、平等、安危的出现频次分别是160、78和359次，这说明政府对秩序的关注度大大超过了对效率的关注度，见图1。

图1 关键词在二十五史中出现的频次
资料来源：冯维江，《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2期。
作者进一步度量出政府目标的强度值和实现值，见图2和图3。可以看到，安全是政府第一位目标，但是在安全、效率和平等三个目标中，最不容易实现的是安全目标。效率和平等目标的强度和实现程度交替变化。从中也可见，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历程中，长期所面对的内外冲击的严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