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在黑暗中看见最亮的光(12)

博尔赫斯因而不知不觉就这样成了乔伊斯作品的解释者。这很好理解，因为两者都是失明作家：在黑暗中，或者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博尔赫斯希望人间有一本总的书，有一个总的图书馆（见他的《巴比伦图书馆》），或者说有一本无限的书，有一个无限的图书馆，他总是期待自己空茫的双眼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尽管他知道尽头并不存在，因而他一生都在用最简练、最少的文字寻找那个最大的最永恒最不可讲述的世界；而在黑暗中，乔伊斯却希望能够打破一切现存的规则重新来过，或者说为视觉有缺陷的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秩序，以便让失明者也能在当中找到位置，于是他大开杀戒，把属于小说的一切都颠覆了，他甚至颠覆了颠覆的手段——语言本身，以此来报复那个让他失去视力的寻常世界。他以为一旦让小说回到原点，回到声音，回到一种无规则变成一种规则后，我们便可以重新讲述我们的故事——另一个“创世记”。
在这样的野心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了一本“白天的书”——《尤利西斯》，之后又写了一本“夜晚的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然后，在搁下笔后，他松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等待死亡。（实际上这本书问世后，作家还写了最后一本书《英雄斯蒂芬》。）
与荷马的遗产不同，乔伊斯给我们的遗产实际上就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以否定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上的可能性，尽管在某些时候他的作品显得有制造感，乔伊斯让之后任何打着“前卫”旗号的文学运动都黯然失色了，甚至当年“意识流”这顶窄帽子戴在乔伊斯这个盲人作家身上也都是不合适的。没有人能够定义他。也没有人能模仿他。就像没有人能够定义博尔赫斯一样，他们都不属于任何的“主义”，他们的文学高峰也永不会被“重复”这个词所攀缘。
荷马（确切地说“荷马”不是一名作家）、弥尔顿、乔伊斯、博尔赫斯，除了这四位失明作家，实际上我们还能从我们并不整齐的文学史夹页间搜罗出更多的人，但这四位大师的文学重量让其他人无法再跳上那列本来就座位拥挤的驶往天堂的列车。调整自己的天赋去适应失明，在神和人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以便通过作品向我们说出让我们惊诧的文学野心，并在作品中实施他们的文学主张——并非所有的失明作者都很能做到。
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作家有特殊的话要说，对于创作艺术上的好恶也提不出有新意的见解，即使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不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可如果“特殊的话”都由一些失明作家讲述出来，也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现实就是这样诡异和困惑，就像里尔克在他的《亲爱的上帝》里说的，跛足的人不能远行，却能从屋子的窗户里看到更多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