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6)

奥尔顿：在《火》这篇随笔里，你暗示运气或巧合影响了你的小说——比如《维他命》里的尼尔森。在你的小说里，人物的命运似乎经常由运气来支配，这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伟大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我经常想：你是否在哲学上赞同德莱塞、多斯·帕索斯和斯坦贝克这样的作家？你与这些作家在语气上有相似之处吗？是否都关心社会问题、穷人的困苦等？
卡佛：我早期小说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贫穷劳动者，我确实对那样的生活了如指掌。但你提到的自然主义作家，大部分我读不下去。不是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写得太差、太死板。斯坦贝克有点不一样，他的一些作品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关于我是否在作品中表明社会立场，人们看法不一，褒贬不一。有人说我描绘了社会中受压迫者的挣扎，所以这个社会（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堕落的，不是个好的社会，这个系统是失败的，等等。而另一方面，有人指责我发表对国家有害的“政治”声明，我没给事物戴上幸福的面具，表现出的形象不能给我们增加信誉，这么做于我们的海外利益不利。然而，其他一些评论家则称赞了他们所谓的我的“政治”敏感和我的“立场”。但实际上，我想要做的事情只是写小说，通常是写我熟悉的东西。
奥尔顿：你如何回应那些让你为我们在海外的形象负责的人？
卡佛：愚蠢！总的来说我很反感这些新保守主义的评论家，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停止用小说和绘画来批评它的话则会更好。我觉得右翼那伙人毫无用处。我不喜欢右翼政客，也不喜欢右翼评论家。由于政府中的某些势力，现在有一群评论家活得如鱼得水。比如埃里克·艾希曼和布鲁斯·鲍尔，他们就是一对蛀虫。《新准则》杂志则是他们的据点。我的作品冒犯了他们。很多作家写的东西冒犯了他们，而我恰好欣赏这些作家的作品。
奥尔顿：评论家喜欢《请你安静些，好吗？》。对此你有何感想？你觉得这是神秘的运气还是自然的运气？
卡佛：这个嘛，我肯定没感觉到神秘的运气，也没有感觉到自然的运气，尽管运气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谁知道？我们俩都活着并能在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堡聊天，这本身就有运气的成分。如果你是指这本书的出版和有人喜欢并谈论它这两件事凑到一起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作运气，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个巧合。运气在成千上万的日常小事中起着作用。但我不懂运气，要我说，是真的不懂。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人，作为个人而言。但这个概念，运气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过于抽象，我不知道怎样明智地谈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