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的自然主义：澄清与辩护(21)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可以得出结论了：在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存在大量的规范性思考和认知规范，对它的非规范性指责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此外，我强烈赞同由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开启的对规范性的自然化。我们如何证成认知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以及其他规范?我们为什么“必须”或“应当”做某事?我们为什么应该做这件事而不是做那件事、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规范性的来源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应该对其予以拒绝。我们应该跟随蒯因的脚步将规范性自然化。我的整体想法是：我们应该追随实用主义者，将人类的利益、欲望、需求和愿望放在首位：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事实不是完全客观的，因为它们被人类的认知所侵入；规范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实基础。为了证成各种规范，我们必须考虑至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我们的兴趣、欲望、需求和愿望等，它为我们的认知设定了目的和目标；另一个是我们的目的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
六、对威廉姆森关于自然主义责难的反驳
威廉姆森在他的短文《什么是自然主义?》(2016)中并不买自然主义的账，他的不满同时指向了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只存在自然界”，以及它的方法论方面——“理解它的最好方式就是凭借科学方法”[46](P243)。尽管威廉姆森只提到蒯因一次，在我看来，他对自然主义的责难实际上是针对蒯因的自然主义，至少是适用于它。下面我按照自己的顺序对他的责难给出评论。
第一条责难针对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方面：“‘科学方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假设科学只有一种方法?”以及“自然主义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为数学找到一席之地”[46](P243)。在我看来，这一指责相当不公平。我前面说过，在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假说演绎法几乎是科学方法的代名词，而不是像威廉姆森说的，仅仅是“一个方法”或者“单一的一般方法”[46](P243)。假说演绎法其实是一整套程序和方法：从为假设准备原始数据、提出假说、从假说中演绎出一系列后承(包括可观察的预测)、在逻辑上和经验上检验假说，到基于保守性、谦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和精确性的考虑，从现有假说中选择更好的或最好的。所以，“假说演绎法”实际上是一个总括词，涵盖了一整套科学方法，甚至是在科学程序中所使用方法的总体，还包括哲学中的思辨方法[15](P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