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的自然主义：澄清与辩护(4)

在用观察语句取代了观察之后，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又成为“如何解释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之间的关系”了。这一关系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关系，即一个句子如何为另一个句子提供证据，科学证据理论对此做出回答；另一个是语义学关系，即句子在何处以及如何获得其意义，语言学习理论对此做出回答。蒯因还指出，这两个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学习过观察语句后，我们习得理论语言的途径正是观察为科学理论提供证据的途径。”[15](P294)正如弗洛斯达尔(D.Fllesdal)断言：“这是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的一个关键点：语义学和认识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8](PXVIII)
自然化认识论因此有了两大经验性任务：第一，为“从感觉输入到观察语句”的学习机制提供详尽的因果解释；第二，为“从观察语句到理论语言习得”的诸多不同的类比步骤给予详尽的说明。观察语句通常表现了它们所处的相关状况的主体间可观察性，无论在认识论关系还是语义学关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观察语句同时成为进入语言和科学的通道，而语言则成为进入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的通道：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探究观察与科学理论之间证据支持关系的策略。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发生学方法(genetic approach)去研究理论语言是如何被学习的，因为证据关系似乎是在学习过程中实际发生。由于语言的学习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并且可供科学研究，因此这种发生学策略具有其吸引力。它是一种对科学方法和证据进行科学研究的策略。在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语言理论对于知识理论至关重要。[15](P294)
蒯因还认为，人类学习理论语言的过程和机制，就是掌握科学理论的过程和机制：“从观察语句到理论语句的语言学习路径，正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唯一联系。”[15](P298)因此，“为了解释人对科学理论的掌握，我们应该看看人是如何习得理论语言的”[17](P37)。再一次如弗洛斯达尔所正确指出的，在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证据支持的认识论与语言学习和意义获得的语义学结合在一起。
这样，对蒯因而言，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自然化了，也就是说，被还原为对语言学习的实际过程和机制的经验研究：儿童如何基于世界对感受器的刺激作用，来学习能够用来指称对象的理论的(或指称性或认知性的)语言。于是，认识论成为经验心理学的一章，继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而发生学方法就成为自然化认识论最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