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音乐②丨盛世的幽灵：民权、泛非与涌动的激进政治(6)

因此，从1960年代到大约1980年代末，美国黑人音乐激进主义中出现的“中国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冷战背景下新出现的美苏双重霸权的反应。同时，它也可视为对在殖民历史中形成的种族阶序和文明论的某种反抗，这种反抗和对其他受压迫者的同情有关。而这样的情感注定了美国黑人音乐中不只有对中国，还有对其他受苦兄弟姐妹们的亲近。
2.“回家”：泛非主义
19世纪晚期，在愈演愈烈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浪潮中，泛非主义出现。整体上，现代历史的发展以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掠夺和压迫为基础，而非洲大陆是这一历史进程中苦难最为深重的地区之一，泛非主义就是对这一历史情势的对抗性回应。它的核心是，全世界的非洲后裔，无论身处非洲还是流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应该团结起来为非洲和同样在现代历史中遭受苦难的其他地区争取解放。泛非主义涉及诸多方面，既包括理论主张，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策略；既提出了基本的世界观，也包含对世界未来的整体性构想。它的思想非常深邃丰富，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为殖民地世界——尤其是非洲——挣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创造了空间，这是泛非主义历史中的重大转折。非洲的反殖反帝运动在二战后展现出全新气象，从1940年代末开始，泛非主义成为席卷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重要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依据。而以建立各自单独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现实目标的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没有和以团结为核心的泛非主义彼此排斥，反而相互激荡。从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非洲各国以互助争取独立，以独立加强团结， 探索共同解放道路。而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等标志性国际政治事件的催化下，这一探索又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构成20世纪下半叶壮阔的全球反殖反帝图景。这既是对当时以美苏两极为主导的霸权主义的反抗，也是对根植于现代历史中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的挑战。
离乡常常是苦难的开始。对于美国黑人而言，非洲不仅是故土，也是精神归宿。“回家”是历代美国黑人争取平等，反抗压迫最沉重的冲动。美国黑人和泛非主义的历史联系由来已久。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美国黑人的反抗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政治——和泛非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这在黑人音乐中有非常丰富的表现。 非洲是美国黑人音乐的历史母题之一，广泛存在于各种音乐类型中，而和泛非主义联系最紧的恐怕要数爵士乐了。早在1960年代以前，美国黑人就有很多表现非洲的爵士作品。1930年代，艾灵顿“公爵”已经展现出了对非洲的寻根之情，而这种感情和“新黑人运动”中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非洲的抒写一脉相承。1940和1950年代，“眩晕的”格力斯皮（Dizzy Gillespie）和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等爵士大师都曾创作过非洲-古巴爵士（Afro-Cuban Jazz）风格的作品，这是一种流行于古巴和其他加勒比国家，深受非洲音乐影响的爵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