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论·作品批评｜《大多数》日记：向现实妥协的“现实主义游戏”(8)

赌钱固然触犯法律，但至少在我国西部地区——有光工作室就在西部地区——的县城，主营棋牌麻将的茶坊实际上构成本地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民间经济与税收来源。“我”因为20元的麻将局被抓，这显然是非现实主义的桥段。换言之，游戏为照顾法律现实，牺牲了对社会现实的讨论。当然，如此设计，也有防止《大多数》被“反玩”为麻将游戏的效果。这就涉及“控制”与“自由”这一游戏研究的经典命题，以及游戏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分歧。第18天（现实）
翻开李雨然的朋友圈，“我”意识到自己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还是赶紧把钱还上吧。妹妹的未来才是我的奋斗目标。至于个人幸福，不重要。

单相思，最是苦，尤其对方“近在咫尺”。“我”在此处深刻地意识到与李雨然之间的阶层鸿沟。双方个人条件、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多重差距，让只身进城的“我”因为她的高不可攀，更觉孤独。“我”只好捻灭心中的萌芽，一门心思打工还债、照顾妹妹。这是一个有些无奈却最容易感动“直男”们的情感故事——现实如斯，“我”不怨天尤人，反而更彻底地认清了现实。第19天（摆摊）
在KTV门口摆摊，收入竟然比打零工多得多。

“地摊经济”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共荣关系不必赘述了。在以房地产为中心构建起的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地摊经济作为边缘经济，是被城市化过程驱赶至社会边缘的人群得以谋生的重要手段。不过《大多数》对地摊经济的处理，给人以消费社会底层的嫌疑：摆摊的净利润竟超过搬砖工资的两、三倍，这容易将游戏的真实玩家（有钱有闲的社会人群）引向摆摊还债，而非参与多样化的零工工作。这样的摆摊并未“真实”地再现中下阶层生活的不易，反而成为了我逃离甚至消费中下阶层生活的“玩法”。第20天（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