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16)

其二，“貌之不恭—青祥”条载昭帝时鼠异：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黄祥，时燕剌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66]
此事又见于“思心之不—黄祥”条：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黄祥也。时燕剌王旦谋反将败，死亡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67]
一事而前后重见，且说解完全相同，显然是体例失严之例。具体来看，此既为“黄鼠”之异，且定为“黄祥”，自应列于“思心之不—黄祥”条，其见于“貌之不恭”部分者当为失次。但如果我们体会到“貌之不恭—青祥”条的编纂体例，则这一重见似乎也并非偶然。“青祥”条首列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事，刘向以为“近青祥，亦牛祸也”。所谓“牛祸”，自然是就郊牛而言，则“青祥”显然是就鼷鼠而言。盖鼠本属毛虫，但刘向本《洪范五行传》于“六孽”部分并无“毛虫之孽”，故刘向仿照“羽虫”之例，根据其毛色为其定性，例如庄公十七年“冬，多麋”[68]，麋亦为毛虫，“刘向以为麋色青，近青祥也”。不过，鼠本身有青、灰、白、黄等各种毛色，此刘向径定为“青祥”，似乎也是在将《春秋》灾异学纳入《洪范》五行学体系时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其后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二事，刘向亦皆定为青祥。
至班固撰志之时，乃将上举昭帝元凤元年九月鼠舞事、成帝建始四年“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两次鼠异与《春秋》鼠异相连缀，其中建始四年事援引“时议臣”之说，与《洪范》五行学全无关联，显非刘向《传论》之文，当为班固所录。可知班固在编纂志文之初，曾一度仿刘向之例，将鼠异皆置于“貌之不恭—青祥”条下。但昭帝元凤元年所舞之鼠明确记载为“黄鼠”，据刘向分类法，当属于“黄祥”，故班固在编纂“思心之不—黄祥”条时，复将此事置于其下，而原先以鼠异而系于“青祥”条者又疏于删裁，故致此前后重见之失。
事实上，若依《五行志》以刘歆灾异分类法为据的基本体例，鼠异均应以毛虫之孽而置于“言之不从”部分，故无论是见于“青祥”条抑或“黄祥”条，严格来说都有失次之嫌。鼠异本不见于《洪范五行传》，而向、歆父子在对其定性时又存在差异，这显然使得班固在处理这部分材料时出现了犹豫，乃至造成了一处“失控的文本”。而有趣的是，作为后世《五行志》之典范，《汉书·五行志》的这一重见却衍生出两种不同的《五行志》编纂传统，在《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中，未载毛色的鼠异均被置于“黄祥”条下，而在《隋书·五行志》《新唐书·五行志》《宋史·五行志》中，同样未载毛色的“鼠妖”则被置于“青祥”条，惟《魏书·灵征志》依刘歆说而定其为“毛虫之孽”，置于“言之不从”部分。这一方面可见《汉书·五行志》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后世史臣对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