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17)

五行志》的体例已缺乏足够的了解，仅得形似而已。
其三，“言之不从—白祥”条载昭公二十四年王子鼌湛圭变石事、昭帝元凤三年泰山“大石自立”事。此二事均为石异，而《五行志》在“金不从革”条下已根据刘歆分类法载录石言之事两种，此二事既同为石异，则应同系于“金不从革”条，不应另据刘向分类法列入“白祥”条。同类事例而割裂于两种条目之下，似自违体例。
其四，见于“皇之不极—日月乱行”条：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刘歆以为鲁、赵分。《左氏传》平子曰：……说曰：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慝谓阴爻也，冬至阳爻起初，故曰复。至建巳之月为纯乾，亡阴爻，而阴侵阳，为灾重，故伐鼓用币，责阴之礼。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啬夫，掌币吏。庶人，其徒役也。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赵分。[69]
本条论《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朔的日食，先引董氏之说，复引刘歆分野说，继引《左传》中此次日食后季平子与太史有关禳救之法的不同意见，并附说解，至“庶人，其徒役也”，文意已足。然而接下来《五行志》复引“刘歆以为”，再次指出其分野，这显然与前文重复，与全志体例亦不相合，当系班固刊削未周所致。
总之，由于《汉书·五行志》内部保存了刘向、刘歆和班固三人不同的《洪范》五行学思想，而且这些思想都深刻影响了《汉书·五行志》的体例设计，因此，《五行志》的结构显得颇为复杂。我们在《五行志》的研读中，应以其自身体例为经，以刘向、刘歆《传论》之体例为纬，实事求是，不避繁乱，方可把握这篇兼具经传与史志性质的珍贵文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批准号14CZX022）的阶段性成果。
[①]关于《汉书·五行志》近年来重要的研究成果，可参拙文《论〈汉书·五行志〉的学术价值——以学术史为背景》，《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0辑（2014），第219~234页。
[②]（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内篇·序例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页。
[③]（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第498~520页。
[④]（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三《汉书七·五行志所引》，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