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故我“在”(9)

列维纳斯要求他的人类同胞们放弃食人，转而参与喂食关系。一旦与母亲分离，一个有道德的人类主体就应该喂养他者，而不是吃掉他；应该去给予他，而不是从他那里索取。我们有可能去扩大这种人本主义的呼吁，并试想其他哪些生物可能被包括在同类相食的禁忌中。在此，我要提出另一个问题。通过分析我与那些我吃的肉（蛋、奶、叶子、果实、种子、根）的来源生物的关系，关于关联，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因为身体上与母体的分离并不等同于自主。当婴儿断奶后，他们可能不再喝母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变得独立了。相反，他们把对母亲的依赖转移到牛奶、豆奶、燕麦奶和/或其他食物上。
那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食客，如何最好地去照护那些全部或部分作为我们食物的东西？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很多地方和情况下，“反向的照护”留下了很多需要思考和追寻的东西。这种照护的缺乏是不仁慈的，也是不道德的。并且由于我依赖于我所吃的东西，这种缺乏也是危险的。
以下是与关联有关的启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我吸收了我食用的生物身上的点点滴滴，而农业集体则在两个方向上编排了照护工作。在吃和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这表明了这样一种关联的模型，即索取不一定是坏事，而给予也不一定是好事。是什么让一个特定的喂/吃关系成为好的或坏的，不能用粗略的笔触来叙述。它存在于具体情况的特殊性中，一次又一次皆是如此。

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一季）剧照。
“共餐的伙伴就是同伴。”
纵贯整个20世纪，社会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了不同人类群体的亲属关系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采用生物背景来理解家庭关系。这反映在他们工作使用的术语当中。在英语中，父亲这个词被赋予了结合了祖先的生物学地位和父母权威的社会地位的人。如果人类学家遇到一个孩子们位于母舅的亲权下的社会，他们不会把这个人称为“父亲”（优先考虑社会关系），而是称他为“母亲的兄弟”（表示血缘）。
然而，在某个节点，人类学家开始怀疑自己对生物学的顺从，并将生物学知识历史化。他们强调，进化论从英国绅士阶层的家谱中引入了物种间祖先关系的图像。正是从他们的工作中，我了解到特征和基因的“继承”是以金钱和物品的“继承”为基础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提出开放式问题时，发现“亲属系统”并不一定与血缘关系一致。即使是生活于英国腹地的人们也不一定把“亲属”与共同的特征或共同的基因联系起来：共同的生命要意味着更多。他们的亲属关系与共同成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相互借钱或相互聚餐有关。顺应这一观点，人类学家们将亲属关系这一术语从家谱中抽离出来，并开始将其用于形容对田野点的人们最重要的那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