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比弗谈军事史的研究与写作(7)

比弗：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不同意“只有”军人才能理解军队和战争，但从军的经历对理解军事和写作军事历史肯定是非常大的加分，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军人的心理。军队不是冰冷、无感情的机械，而是由人组成的、有血有肉的组织。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军事的很多具体细节，比如坐在坦克里在田野驰骋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身处火线的恐惧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些恐怕是书斋型的历史学家不能真正体会到的。不过很讽刺的是，我第一次身处真枪实弹的前线，是在以色列，在我已经正式离开英国军队之后。
另一方面，现在有几位女性，虽然没有军旅经验，却是非常优秀的军事历史学家，比如凯瑟琳·梅里戴尔（Catherine Merridale）。但她这样的军事历史学家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们给战争叙事注入了同理心，尝试去深刻理解身处战争中人们的感受。
但在西方也有一些极端女权主义者或社会学家尝试研究军事历史，这样的人往往理论先行，或者说他们企图将自己脑子里固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历史。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也是非常糟糕的军事历史写法。
您在西德的时候，纳粹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很多将军和军官仍然在世，您有没有去探访他们，记录历史资料？
比弗：
当时没有。后来我开始写作军事历史之后采访了很多这样的人。通过朋友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些在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和他一起待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比如贝恩德·弗莱塔克·冯·洛林霍芬（Bernd Freytag von Loringhoven）将军，他在1945年是古德里安的副官，也是最后离开希特勒地堡的人之一。还有地堡的电话接线员罗胡斯·米施（Rochus Misch），他是亲眼看到希特勒和爱娃尸体的人之一。这些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和这些人交流、记录和分析他们的证词的时候，我们必须高度谨慎。

贝恩德·弗莱塔克·冯·洛林霍芬，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