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菲利普·加莱尔：从《眼泪之盐》到电影之“盐”(6)

《玛丽为了回忆》剧照。对于身在“浪潮”其中的你来说，前后的分界点在于什么？PG：前后浪潮之分是影评人及至电影史学家界定的，他们自然有不同角度的认定、区分方法。但很久之后，我自己也思考出一些特别的角度：比如，在新浪潮电影中，几乎都有枪的出现，或者说都有过“侦探”电影；但在我们（后新浪潮）的电影中，几乎没有枪，我们是另一代。因此可以说，新浪潮发明或者发现了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法，但“故事”本身确是和之前一代有传承联系的，比如和雷诺阿（Jean Renoir）；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新的讲故事的方法，于是重新发现或者定义了“故事”。回到朗格卢瓦，他看了我的电影，并从此开始“保护”我，之后的每一部电影，不管是否会上映，他都会先在资料馆放。在《内心之伤痕》之前，我的电影都没有公映过，那么唯一的放映地点就是朗格卢瓦的资料馆了。
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我喜欢我的电影先在资料馆放映，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的。我们也很快成了很好的朋友或者忘年交，不骗你，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周都会至少去三次资料馆，不做别的，只是去见见朗格卢瓦。
你甚至还在资料馆拍了一部电影，经过朗格卢瓦的特别许可，《水晶摇篮》（Le Berceau de Cristal，1976）。
PG：是的。但我们通常只是聊天，我每次会待上三四个小时。那时的感觉是，朗格卢瓦的资料馆就是电影的卢浮宫。后来他去世以后，我逐渐养成的习惯就是去卢浮宫闲逛看画，一大清早，人很少的时候，尤其在电影开拍之前。夏悠宫中的放映厅甚至都是朗格卢瓦自己亲自设计的，尤其在声效方面，比其它的电影院好得多。
你曾经说过一句关于尤斯塔奇的话，非常动人也非常精准，大概是，尤斯塔奇立刻被（电影）工业认可，但也立刻中了工业的圈套。那么你呢，你与工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PG：自我选择永远处在边缘。在工业内，我不与人打交道，只和机器打交道：摄影机、洗印厂……尤斯塔奇的一“课”意正在此；但也有另一个例子，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她曾经常常说，下一部我要尝试拍一个商业成功、讨好观众的喜剧，而每一次她真的这么做了，全都失败了，电影失败了、商业上没有成功、工业也没有原谅她的失败。我从来没有想过为“大众”拍一部电影。戈达尔教给我的经验就是，自工业中取自己所需，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但也不要更多。像想象绘画的受众数那样拍电影，甚至不要想着自己的观众。最初的十几年，我是想着资料馆夏悠宫的那块银幕拍电影；到后来我是想着威尼斯的那块银幕继续拍，如果别人告诉我自己的这部电影不会上映，我根本毫不在乎。我只想着那一场放映，那一个厅，三百人或者五百人。戛纳电影节的选片负责人却几乎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