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菲利普·加莱尔：从《眼泪之盐》到电影之“盐”(7)

边缘，但维生。实验时期的前四部长片完全都没有上映过，当时应该是挺困难的。
PG：虽然电影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胶片也都是我自己去买来或者要来的别人拍摄时候用剩的，但的确挺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发行我的电影。我一直希望通过“局外人”的方式进入电影，而不是先加入工业内部。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凯撒奖，也从来没有被邀请过，我不在乎，但我确实是在边缘：局外人且没什么票房。在那个时代，我也从来没有“尊重”过电影工业的等级制度，比如我只做过一次第三助导，就开始自己拍片了，第一部电影的胶片就是片场买来的剩胶片。从1972年到1981年，这十年间我的生活才更像是悲惨世界。
2. 起源之蓝（Le Bleu des origines）
作为戈达尔的“信徒”，他的电影是如何进入到你的生活中去的？
PG：1965年《阿尔法城》（Alphaville, uneétrange aventure de Lemmy Caution）刚上映的时候，我在一间不小的影院看晚上的八点场，电影开始的时候也只有六个人，放映结束就只剩下三个。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但俨然它没有也不会获得多少票房，因为我眼前空空如也的电影院就是个证据。这个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让以后的我知道，即使没有票房，也不要怕，那不证明电影是糟糕的。别看这是很小的经历，但它真的帮了我很多年。而且还有另一点，因为历史反复地经由书写的人“矫正”，已经不太有人知道了，那就是戈达尔电影所遭受的恶评，至少到1964、1965年，十之八九都是辱骂的：这个导演无能透顶、根本不知道如何拍电影、饶了电影吧、求求他停拍吧……你去翻当年的报纸，真的无法相信现在所听到的。
其实毕加索当年也是一样。这当然也鼓励了我，它让我知道，如果电影没有“一炮走红”，也不必怕。就不用提戈达尔同时期的其它电影了，现在人们说这些都是世界上最美的电影之一，但在当时，三四千人次的入场和如潮的恶评，我是见证者，也是这促使我成为了坚定的戈达尔主义者（Godardien）。戈达尔最适合的比较对象就是毕加索。人们现在提起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立刻想到的就是《蔑视》（Le mépris,1963），但我向你发誓，在当年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恰恰就是蔑视。戈达尔就是现代性之隐喻、吊诡和复杂的集中体现。
如果你回看自己电影列表的话，会怎么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