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菲利普·加莱尔：从《眼泪之盐》到电影之“盐”(9)

写剧本，讲“故事”，与常人无异也有异，需要保持一个风格。
PG：除了这些，片场的工作方式其实与之前的地下时期没太大的区别，因为最终还是你的创作方式决定了你的电影。风格上来说，地下电影之间其实并无任何关系，或者说地下电影与风格无关，是一个放映渠道和爱好者的结合体。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的《天蝎星升起》（Scorpio Rising,1964）和罗伯特·克拉莫（Robert Kramer）的《边缘》（The Edge,1968）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它们都在电影资料馆的同一块银幕上被朗格卢瓦放映之外。

《固定情人》剧照。那么即兴演出/拍摄有没有再出现在你后来的电影中？PG：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地出现。其实，在片场即兴演出或者创作无论对于有经验的导演还是演员来说，都是极大的乐趣，注意，是需要对此有经验的。《固定情人》中段有四十五分钟的即兴演出，原来在剧本里的只有三分钟的街头冲突在电影中变成了四十五分钟。因为拍摄实在太过瘾了，我们在郊区一个废弃的飞机场跑道上拍了这部分夜戏，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前曾经告诉我，在巴黎拍街头冲突的戏特别困难，因为对火的使用有严格的控制，而我的拍摄则没有这个问题，我想尽力“享受”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我喜欢拍动作戏，我也永远不会拍，所有的警匪片都是给警察做的“广告”，而《固定情人》则是给革命做的“广告”。
向“叙事”电影的这一步转换，是不是也有被叙事、虚构、虚拟的强大力量所吸引的原因？
PG：没有。我只是知道如果自己试着去讲述一个有逻辑的故事而不只是创造一个幻像，可能会有更多的观众、另一个层面的观众。即使《秘密的孩子》只有一万两千人次的入场，还是在让·维果奖（Prix Jean Vigo）的一点帮助下，但足够我持续生活、拍摄下去。选择是出于纯粹的维生问题所做，但也不意味着拍“这样”的电影会减少我的创作乐趣，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