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菲利普·加莱尔：从《眼泪之盐》到电影之“盐”(8)

PG：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没人制作我的电影，完全是自力完成，直到《秘密的孩子》；自此之后，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制片人。不，除了《她在强光灯下度过的那些时光》（Elle a passétant d"heures sous les sunlights...,1985），那时我很后悔自己的电影有了制片人，因为你知道，有没有制片人会导致我们拍出不一样的电影……
《秘密的孩子》还标志了另一个分野，那就是你之前的电影都是几乎没有剧本的，全靠即兴。
PG：所有之前的电影，而且不是几乎没有剧本，是完全没有剧本，我什么都不写，全在脑子里。之后我就开始写剧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PG：除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一直听说或者以为戈达尔的电影没有剧本……
即使是《精疲力竭》（ bout de souffle, 1959），也有三页纸的剧本/故事。
PG：是的，可以算作是剧本了，或者说写下来的故事。而我一直以为根本没有任何剧本，甚至连梗概都没有。因此自认为是戈达尔信徒的我就从完全不写剧本开始了（笑）。大概会有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往往就是由电影的标题所启发的，我依此去找演员，然后一日一日地写一点对话，当天或者是拍摄前夜。
戈达尔至少都会有一个写好的故事（笑）。
PG：有这样的误解并就此执行的不止我一个，比如另一个戈达尔主义者香特尔·阿克曼，她的早期电影也全无剧本！误解有时候会创造意想不到的结果，导演指导演员时候也经常如是，艺术的交流存在这样的偶然性。
似乎可以用《秘密的孩子》中的一句台词来总结这个时期：场面调度的孤独，孤独的场面调度。
PG：我觉得这个最初时期自己很像一个进入了地下电影的新浪潮/戈达尔信仰者，香特尔·阿克曼也是如此。1969年我见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给他放映了《处女之床》（Le lit de la vierge,1969），也看了他的《模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1967），我非常喜欢，于是就正式进入“地下电影”了（Underground）。
这两者是如何连接起来的？
PG：信仰甚至是追随戈达尔的电影风格，是很有趣的；但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完成一种有风格的电影，沃霍尔则是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他是完全脱离“电影”（工业）的，想想“美国”电影和沃霍尔电影，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联系。我在英国电影协会看过《雀西女郎》（Chelsea Girls,1966)，觉得棒极了，是另一种类似《精疲力竭》的震惊。地下是很让人有创造力的，它让创作变得特别纯粹也有激情—这也是当下这个时代有点缺乏的，因为没有金钱和工业掺于其中，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在未经公布的放映中欣赏电影和创作，影厅经常爆满，有一种奇怪的神秘仪式感、满足感在其中。但也有问题，那就是它是一个只会变得越来越穷、无以为继的创作方式。比如《内心之伤痕》还有一万两千观众，到了《水晶摇篮》就只有三千了……当我明白了这件事之后，就意识到需要“拯救”自己的维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