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研究(36)

另一方面，现象学已被用来逆转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虚无主义（O"Neil 1994）。批判学派强调自主的、创造性的代理人通过超越语言约束来构建解放的生活世界，这与现象学思想的主题相呼应（Bowring 1996）。新功能主义是其前身的更宽松、更具包容性的版本，
现象学虽然在社会学学科中仍然是一个可识别的运动，但已经影响了主流研究。在常规研究中包含定性研究方法通常表达了这种适应（Bentz 和 Shapiro 1998）。密集访谈、参与者观察和焦点小组的更多接受反映了非现象学社会学家将主观主义方法整合到他们的工作中的意愿。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意识研究扩大并加强了社会学在学者社区中的地位（Aho 1998）。
现象学在许多层面上的教育政策领域都取得了特殊的成绩。客观测试的缺陷已使用现象学工具解决。结构效度问题，即观察和测量之间的联系，已经作为一种话语活动进行了人种学研究，以阐明教育研究人员为建立效度而采用的做法（Cherryholmes 1988）。儿童测试越来越尊重应试者的主观性（Gilliatt 和 Hayward 1996；Hwang 1996）。教育者更加关注了解学习者的社会和认知过程、考虑意识的约束参数以及鼓励自我意识反思的需要。
现象学的未来影响将取决于它与新一代社会学家的需求和愿望的共鸣。这一新兴一代中的一些人的动力是用无限的耐心和耐力来检查显而易见的事物，而这需要拿出深刻的洞察力。话语分析领域可能是取得这一成就的最大希望，并且可能会引起大量的努力。情绪现象学似乎也吸引了年轻的学者。与身份形成相关的流行文化和媒介文化的反思性分析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兴趣，虚拟性、网络空间和计算机模拟的研究也将如此。对儿童、家庭和教育的研究将越来越强调建设性意识。
现象学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哲学运动，尤其是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运动。它对科学理性、人工智能、电子媒体、虚拟现实、互联网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三波现象学的主要贡献者经常被用于科学、技术和伦理的讨论：从第一波埃德蒙·胡塞尔（1859-1938）到第二波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再到第三波的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在关于科学、技术和伦理讨论的更突出的人物，如汉斯·乔纳斯 (1903-1993)、伊曼纽尔·莱维纳斯 (1905-1995) 和汉娜·阿伦特(1906-1975) 也受到了现象学的强烈影响，正如在 Albert Borgmann、Hubert L. Dreyfus、Andrew Feenberg、Michael Heim、Don Ihde、Langdon Winner 和其他人后来的工作中可以找到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