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马斯登｜《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反对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有害”教义(5)

因而，加尔文主义的觉醒产生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即削弱了加尔文主义正统的结构，尤其是在波士顿地区。波士顿圣职人员中的分裂，以及在东部马萨诸塞对公理会体制的严格恪守，导致了难以强化一些严格的教义标准。50年代的波士顿同40年代相比已经变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在神学上，没有任何人负责。在波士顿，正统信仰的堤坝一旦发生溃决，在乡村地区似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反加尔文主义的洪水了。
《意志的自由》
P538
自从在学院就读时候起，爱德华兹就对他那个时代的理智挑战到兴奋不已。加尔文主义已经被这个所谓光明时代的最伟大思想拒斥了。它在有学识者中间和上流圈子里受到了讥讽。自开始侍奉之初，爱德华兹就在不断警告人们要防备那些时髦信念在新英格兰几乎无可避免的入侵。在青年时期曾与这些新观念进行过较量后，他知道它们的力量。多年来，他都忙于一些实际性回应，以促进当地和国际上那些伟大的奋兴运动。然而他始终都在构思，重建加尔文主义国际理智地位的宏大蓝图。就在他完成那几部奋兴方面论著的时候，大卫·布雷纳德的去世及其《生平》插了进来。然而，在1747年和1748年，他已经在草拟一部有关意志自由的论著，并告诉朋友们他很快就会撰47写它以备出版，这时他又一次受到干扰，这回则是圣餐礼之争，它占据了他接下来的四年时间。最终，在1752年中，他又重新回到了他反阿明尼乌主义的计划上。
1752年7月，爱德华兹向约翰·厄斯金牧师——这位年轻同盟者将成为他在苏格兰的主要著述代理人——解释了为什么他正在着手撰写一部论自由意志与道德动因的论著。那将加尔文主义拒斥为“荒谬”的最广泛使用的反对理由之一是，加尔文主义认为，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相应地，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人在道德上是无能的，这种观点损害了道德责任的常识观念。爱德华兹特别想要回答“那一重大的反对理由；在其中，现代著述者如此引以为荣，获得如此长久的胜利，并对最优秀神学家、实际上也是对耶稣基督福音造成了如此大的贬抑。亦即，加尔文主义有关上帝道德治理的观念是与人类的常识相对立的”。
这句话概括了爱德华兹对自己理智呼召的看法。他是反对“现代著述者”的“加尔文主义”神学的辩护者。具体说来，他决心回答对加尔文主义所做的反驳；而那些反驳则建立在作为18世纪诸多思想之基石的这一观念上——“人类的常识”。爱德华兹决心要表明，正如宗教改革“最杰出的神学家们”所理解的，理性，甚至“常识”本身，是更与“耶稣基督福音”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