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旭鹏：全球思想史的兴起与作为“织工”的历史学家(13)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精彩的讲座之后是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中心执行主任李宏图教授认为，张旭鹏研究员并非从全球史的维度思考全球思想史的兴起，而是在思想史内部思考全球思想史产生的动因。这很重要，因为昆廷·斯金纳作为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自己也常讲，他所研究的国家、自由的概念都是在“英语世界”里进行的，这难免偏狭。但是像斯金纳这样的学者也不可能再将自己所擅长研究欧洲思想史转化为全球思想史。而大卫·阿米蒂奇作为斯金纳的学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了思想史研究的转向。阿米蒂奇一开始与斯金纳教授研究旨趣的不同还只是在帝国的维度讨论思想史问题，后来他又跨越帝国，进行“国际转向”。《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一书中即收录了阿米蒂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从标题“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ern）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思路。
除此之外，在《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一书中还分别有另外两篇文章，其提法和阿米蒂奇不同，这即“思想的空间”（space of intellect）和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这样三位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提法实际上也意味着不仅仅是词语提法上的差异，也是体现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路径和内容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论文集《全球思想史》（）出版，这本书代表着“全球思想史”作为一个定型的学术研究领域正式被大家认可。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可能不会再成为学界的主流说法，但它会成为全球思想史领域中一个可供研究的内容。最后张旭鹏研究员提到了将历史学家表述为“织工”的说法，这也应合了思想史的一个主题。因为思想史中的“文本”（text）在拉丁语中的同源词“textus”就有“被编织”的含义。
思想史学者更应该成为一个“织工”，对文本进行“编织”，以及对“编织的文本”进行“再编织”。文本可能不止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空间里进行“再编织”，还要超越民族国家，在另外一个里空间进行再理解、再阐释。李宏图教授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人能在研究国别思想史的基础上转向全球思想史，在学术上将有更大的推进。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张旭鹏研究员还解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如下问题：
Q1：我是马来西亚的中学语文老师，之前看过关于英国观念史的文章，其中提到英国有经验主义的传统，认为历史有很大的或然性。那么将观念史放在“长时段”、不同领域中考察是否就与这种或然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