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旭鹏：全球思想史的兴起与作为“织工”的历史学家(5)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面对这样的危机，1982年一批重要的思想史学者在康奈尔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总结了思想史研究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提出了当前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会后，他们出版了文集《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1982）。张旭鹏研究员认为，这部文集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部绕不开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处在转型期的反思和展望之作。文集中的许多作者后来都成为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大家，当时他们都正当壮年，在思想上处于成熟和上升期，对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有很强烈的认知和判断。比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当年37岁、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k LaCapra）43岁、马丁·杰伊（Martin Jay）38岁、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37。唯一年长些的是54岁的海登·怀特，他写了篇 对全书的总结性文章。张旭鹏研究员以文集中重要的五篇理论文章为例，分析了思想史所经历的危机，以及为应对危机而作出的回应。
张旭鹏将《现代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提炼，大致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是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思想能否脱离社会？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出：思想史是否必须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史或文化史，还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第二个是“上层文化”（high culture）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关系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它让我们思考在对思想进行社会史研究时，应当关注上层文化、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第三个是关于文本和语境的关系问题。为了应对昆廷·斯金纳语境主义，拉卡普拉重新强调了文本的重要性，认为重新思考思想史的关键在于更为深入地阅读文本，诉诸语境并不能解决阅读文本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另外，他认为文本本身也具有一种历史性，文本自诞生以来便不断地被附加了许多新的东西，文本仍然值得深入分析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