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旭鹏：全球思想史的兴起与作为“织工”的历史学家(7)

What is Populism?
2016；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2020出版 ）的作者，1970年出生的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以及国内学者非常熟悉的，在全球思想史领域已有开拓的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张旭鹏研究员认为，这部文集书基本可以代表现在中青年一代学者对现代欧洲思想史的反思。
对比新旧两部反思欧洲思想史的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变化。第一，《欧洲思想史再思考》的作者更加国际化，不仅有英美学者，还包括了印度、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学者。第二，研究领域扩大，出现了对学科史、概念史、科学史的研究。第三，女性作者的数量明显增加，共有四位女性学者，而上一部文集是没有女性学者参与的。第四，从欧洲思想史的地理层面来看，对中欧、东欧的关注得到加强，而不像上一部文集仅限于西欧。以上四个特点都反映了从1982年到2014年欧洲思想史中出现的新动向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又与这部文集的第五个特点——研究空间的扩大有关。而研究空间的扩大，恰恰是最近二十年全球化给欧洲思想史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的导论中，有这样一段问题，总结了全球化、空间转向给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深刻变化：
“一个更广阔的学科领域在召唤着我们，一个经常令人难以把握的跨学科和国际性空间也在召唤着我们。思想史史学家在培育此类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研究欧洲思想的史学家更是希望有意如此，特别是在对“欧洲”的研究显得愈发偏狭之际。……在这个全球和全球化的时代，在思想史领域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适当地从实践中后退一步，进行一些理论反思。现在是时候去评估欧洲思想史的去向，评价它现在的位置，并反思其未来的可能。”不过，“空间转向”只是全球史兴起的外在原因。思想史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有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通过梳理新旧两部文集的时代背景和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联系点，这个联系点就是观念史。《现代欧洲思想史》主要是对洛夫乔伊不考虑语境的观念史的扬弃，而《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则认为观念史仍然可以为全球思想史提供学术资源。
所以，除去外在原因，全球思想史的兴起还有其内在理路，即观念史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谈到某种史学观念的回归，张旭鹏研究员认为西方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是断出现各种“转向”（turn），比如“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记忆转向”“空间转向”等等，但同时也有很多“回归（return）”，这些“回归”就是西方学者对自己史学传统和史学资源的再挖掘和再利用。比如，这里提到 的观念史的回归，以及大卫·克里斯蒂安在研究“大历史”时认为它是普遍史的回归。“转向”和“回归”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也是西方史学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