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旭鹏：全球思想史的兴起与作为“织工”的历史学家(8)

在《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中，有两位作者，即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 McMahon）和大卫·阿米蒂奇都谈到了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对当前全球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观念史所具有的三个特点，能够很好地契合全球思想史的主旨：第一是“长时段”。洛夫乔伊曾提到，每一个观念都有一个漫长的生命史，而观念史就是要研究观念的生命史，即它的整个发展历程。这就与全球思想史倡导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和阿米蒂奇提出的“大观念”（big idea）形成了结合。观念史之前受到批评是因为它没有把观念放到特定时间里去研究，而在全球思想史的取径中，这一点却又被视为观念史的优点。阿米蒂奇对自己的老师昆廷·斯金纳提出过批评，认为斯金纳的语境主义过于强调单一特定的语境，这不易让人们理解观念或思想的动态发展。
比如研究自由主义时，不能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还要研究自由主义在此前和之后的状态。只有将其放在一个连续的语境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由主义这一政治思想的发展。第二个特点是“跨语境”或“跨学科”。洛夫乔伊曾提到要探索单元观念出现于其中的全部历史领域，不论这些领域是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或是政治学。除了观念自身的历史之外，还要看其文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表现。比如对于“客观性”问题，我们不仅要从史学角度去研究它，还要关注其在哲学、文学等等学科中的表现。这对我们全面理解某种观念是很有帮助的，也契合了全球思想史所强调的宏观、“大尺度”的研究方法。第三个特点是“跨民族”或“跨国”的。洛夫乔伊特别强调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他把观念比作商品，商品具有流通性，商品生产出来的目的就是流通，而不是囤积。
观念就像商品，产生之后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传播和流动。尽管有人为的思想壁垒，但要禁锢思想的传播却也很难做到。十七世纪时，欧洲形成了一个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文人之间的共同体，即“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文人共和国”是跨国性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益于与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交流，所以知识分子的成果不能只从他们本国的背景进行考虑。在此意义上，牛顿不是在剑桥大学的一颗苹果树下独自一人苦思冥想才发现了万有引力，而是得益于当时欧洲发达的邮政系统，这使他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写信交流，分享思想。牛顿虽然生活在内陆地区，但泛欧洲的跨国思想网络的存在，让他并不比生活在海边学者更有劣势。就算是战争来临或者民族主义盛行，也很难完全阻隔思想的交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一战期间和结束后写下了著名的传记《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