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旭鹏：全球思想史的兴起与作为“织工”的历史学家(6)

而同一个作者的不同文本也是不一样的，以卢梭为例，他是一位很矛盾的作家，应当把他看作理性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一个正常人还是受迫害狂？这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表达。此外，语境主义只是提供了对思想史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应该与文本研究的内在因果关系相结合，形成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关系。张旭鹏研究员认为，这本文集中的很多文章都在重新探讨语境和文本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文本的重要性。第四个问题是重建过去和阐释过去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研究过去的思想时，是竭力还原当时的思想史，还是从现在的角度对之予以解释？所以一些学者把思想史的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文献性的（documentary），能够“客观”体现过去之思想；一类是著作性的（worlike），比如小说等。这两种文本都有助于我们对过去思想的理解，但是它们的使用途径不一样，前者主要用于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后者则可以用来解释当时的思想环境。
但是，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客观主义的，能客观还原或再现过去的思想；一种是体现了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即完全站在当前的立场去解释思想。过度的阐释可能会脱离文本的内在逻辑，距离文本原初的含义越来越远。上述种种问题最终归结到思想史研究要走何种路径。是斯金纳的语境主义，即阐释的、语言学的路径；还是达恩顿的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亦或重新回归文本或观念自身？。但不管怎样，这部文集中所体现的思考都是对洛夫乔伊过时的“观念史”的摒弃。
2014年，另一部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集《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出版，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欧洲思想史》一书的致敬。这部文集的主要目的是探究21世纪现代欧洲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部文集的作者同样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很多作者虽然我们并不熟悉，但也有一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声望，并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其作品也被引介到中国，比如《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2010；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作者，1972年出生的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什么是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