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刘梦溪(8)

《洪范》第五畴为：“皇极，皇建其有极。”孔颖达《疏》释之为：“皇，大也；极，中也。”则“皇极”即是大中。而“皇建其有极”，就是立其大中。孔安国《传》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则“大中之道”，虽出之于第五畴，又是整个九畴的总体之“义”，兹可见“大中”之大也。第五畴的本文又写道：“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意谓：在上者立其大中之道，也需要以大中之道来施教于民，让庶民也懂得“敬用五事”，“以敛聚五福之道”。
此处既示“五事”，又标“五福”者，是由于“善”藏之于“福”，有善存焉，“敬用五事”才会有福报。以此上上下下都能够依中道而行，而且慢慢形成每个人的习性，使中道之义化入到貌、视、听、言、思之中；“化”到了此种境界，民众就不会有放肆过火的行为，也不致结为朋党，甚至连“比周”也不容易有存身余地了。“比”是小人之间的勾结，“周”是君子的道义之交。故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但此处“皇极”之本文，将“比”和“周”都视作不守中道的表现，似有偏颇，透露出孔子之思想和“六艺”之义理之间前后的联系与区别。孔颖达《疏》归结说：“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与为交。”“善多恶少，则恶亦化而为善，无复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为中正矣。”则“皇极”不只是阐述了中道的理则，亦复是中道之赞歌矣。在“中道”的问题上，孔子并没有执于一而不二，当中道不得而行的时候，他也曾退而求其次，但在“中道”作为精神理念，其对社会人生和良性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这一点上，孔子从没有动摇过。
《尚书》研究者对“皇极”一语的诠解，后来亦有不同理解。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以大中之道释“皇极”，宋以前基本都认可此说。北宋四子之张载、程颢，对以大中释皇极也表示认同。张子写道：“极善者，须以中道方谓极善，故大中谓之皇极，盖过则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极善是颜子所求也。”其意甚明。明道也说：“在《洪范》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统之以大中，终之以福极，圣人之道，其见于是乎！”苏东坡也说过同样的意思，曰：“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故亦曰皇极。”王安石也说：“既协之岁、月、日、星辰、历数之纪，当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极’。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时，趣时则中不中无常也。”以上诸儒都没有对孔安国《传》的解释提出异议，唯至南宋大儒朱熹始表示质疑。他在《皇极辨》一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