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刘梦溪(10)

对此，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阐释得详尽而又明白。王国维写道：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则君臣之份之未确定与最终确定，是夏之后期和殷商时期以及周的前期，与成周之后在制度上的重大分别。王国维又说：
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
静安于此又提出一重要分别，即“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其所举之证据，主要是三《礼》言治，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而《尚书》之言治则不离庶民。王国维说，《尚书》的《康诰》等篇，讲周的经纶天下之道，大都是以民为说。《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曰：“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静安认为，这是古代关于治天下的极高的轨辙。静安还说：“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这里又提出来了“官天下”和“家天下”两个概念，对“家天下”之弊端，当建制之初也并非全无认识，但立子立嫡之制度终成几千年历史之已发生之事实，而没有成为理想家的畅想曲。尽管如此，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开篇，对殷商之间的大变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