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论文|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5)

或者说，社会史家提出的概念、建构的模式是具有显著历史性（特定时期）、差异性（特定社会）、有限性（特定目标）的概念和模式，而并不指望将其扩展到对其他时空、其他社会、其他方面的解释。如果这些概念和模式能够被恰当地用来描述另一个社会——例如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在东南亚农村也看到了道德经济，历史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在“中华民国”也发现了社会性盗匪——那不过是因为该社会凑巧在某些方面与概念发明者所研究的社会具有相似性。当然，先前的研究者会给后世学者提供启迪和借鉴，但他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解释其他社会而提出这些概念和模式的。布罗代尔大概是社会史家中借鉴社会科学意愿最强烈的一位，他明确主张历史学家去做“模式化”的工作，并强调他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使用模式。
可他又表示，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同，“历史学家在处理一个模式时总是喜欢把它放到偶然事件中，使它漂浮起来，如同一艘船在时间的特殊水面上航行”。这真是一个准确而形象的比喻。在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是“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的“天才”典范，而将其抽离出历史语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却恰好反映了“致力于纯粹模式、为模式而模式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险”。
对规律和模式的偏好，是几乎所有历史社会学著作的显著特征。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的前言中，对此做了非常直白的说明。他写道，该书旨在“运用社会学的概念，通过对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来对历史社会进行解析”，作者的目的不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政权在时间上展开描述”，也不是“运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单一具体社会的历史”，而是“对可以在不同社会之中发现的一种共同类型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这种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发展的某些模式或规律”。因此，这本书会让那些期待“描述一个具体历史实体的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学者”感到失望，却足以表明运用“有关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各种假说”来进行阐释的必要性。这段话，几乎可以看作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宣言。史密斯则说，历史社会学的精髓在于它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追寻“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各种机制”以及“深层社会结构”。
“理性”“结构”“机制”等关键词，表达了和艾森斯塔特相似的主张。
既然历史社会学家的主旨不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探究，而是要借助历史分析揭示现代社会及其各种特质（资本主义、理性化、民族国家、革命等）的起源和形成机制，那么很显然，他们不会把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单一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总要围绕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和（或）类型分析，找出其中的相似性、差异性和因果机制。这样一来，历史社会学就具有了一种“内在对比性”，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比较便成了历史社会学的灵魂，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社会学等同为“比较历史分析”（analysis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毫不奇怪，尽管含有历史字样，绝大多数的比较历史分析却是由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其次是政治学家）做出的，历史学家的声音十分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