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论文|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7)

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又和他们搜集、使用、解读历史资料的方式密切相关。历史学家要再现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特定事实，必须竭尽全力去搜求各种类型的第一手资料，所用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往往是和一部史著的价值成正比的（当然这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包括了多少原始档案资料和形形色色的其他史料，便不难想象一部经典史学著作是怎样炼成的。即便在资料上非常讨巧的社会史名著《蒙塔尤》，也是建立在内容极丰富而又非常系统的富尼埃审讯记录，以及同时代及稍晚时代的其他档案资料基础之上的。
相比之下，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能够全部或者主要使用第一手资料来探讨自己所选择的案例，实际上，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研究都是借助二手研究文献完成的。斯考切波那本被科塞（Lewis A.Coser）誉为“革命起源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就是如此。作者采用结构化视角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进行比较历史分析，书中讨论中国旧制度和革命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该书参考文献所列的大约180种与中国有关的文献，几乎全都是用英文和法文撰写的研究性论著（仅有少量译为英文的文件选编），全书没有使用任何中文资料。然而资料使用的缺陷丝毫没有影响这本书赢得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声誉，面世40年后仍被视为历史社会学的典范著作和比较革命研究的必读参考书。可以说，历史社会学从来没有把使用第一手资料作为基本要求，在这个行当，最重要的是提出具有原创性、启发性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式，并利用历史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给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论证。
从其开山鼻祖韦伯直至今日，莫不如此。对于社会史家或者广义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做研究并广为接受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殊相与共相、个案与模式之间的张力，很多历史社会学家具有切身感受。斯考切波的老师摩尔坦承，在“解释历史特例”与“寻求普遍概括”之间存在某种不协调，因为“在将特殊问题全部审视完毕以前，不可能知道某一特殊问题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继斯考切波之后将比较革命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戈德斯通，也从学术撰述的角度谈到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困境：如果同等对待每一个案例，就必须简化处理，使之保持在一定的篇幅内，这样案例研究就缺乏深度；如果详尽分析每个案例，则势必会变得连篇累牍、冗长乏味。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仍会赋予共相、规律、因果机制以优先地位，即便以牺牲个案的深度和完整性为代价。且看布罗代尔对韦伯及其后继者的批评：“这个所谓的东方城市区域包括整个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谁会相信这个范畴的统一性呢？谁会相信马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