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论文|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8)

韦伯的著名的城市社会学能真的抓住这些问题的核心呢？”
三
社会史的方法论意义，需要在和传统政治史以及历史社会学的对比中才能看得更清楚。简言之，相对于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的关键在于“社会”（这是一个含混而开放的概念）；相对于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的神髓在于“历史”（它设想过去拥有自己的生命）。尽管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分享着两个共同的关键词，但它们对于社会和历史（或曰时间）的理解很不一样。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社会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外在于个体并具有结构性和强制性特征的“社会事实”（这是社会学奠基者涂尔干赋予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个体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在特定的社会中扮演特定角色、发挥特定功能。社会史家关注的则往往是社会中的人，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群体）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区分。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史家对于社会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并无不同意见（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事实”显然具有和“社会事实”相似的特性，或者可以将其视为“过去的社会事实”），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会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社会与个体的一致性，而不会过分执着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区分和对立。
卡尔更宣称，“社会与个人之间那种想象的对立，只不过是以不相干的东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扰乱我们的思想而已”；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互动过程，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
有意思的是，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理当关注历史中的社会，许多经典著作却把社会的对立面——国家——作为研究重点。艾森斯塔特对官僚帝国政治体系的研究、蒂利对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斯考切波对革命原因和后果的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国家中心论色彩。究其原因，恐怕仍然与历史社会学的主旨在于借助历史理解现代社会（而非历史本身）有关，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艾森斯塔特研究官僚帝国是把它作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他者”），蒂利关心的是民族国家本身的形成机制，斯考切波则认为国家既是革命发生的起因又是革命成功的后果。这些研究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笔者曾想，是否可以把历史社会学简化为“历史维度中的政治社会学”？当然并不总是这样，拉赫曼就列出了不少以“不平等”“性别与家庭”和“文化”为主要议题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过在笔者看来，其影响力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史则是在对传统政治史进行质疑和反思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对政治、军事、外交等题材往往有一种拒斥心态，注重社会之于国家、民众之于精英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史早期曾一度被等同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而与以国家、政治、精英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划清界限，这并非偶然。如卡尔所说，历史学家可以不注意单个农民的不满、单个村庄的不满，却无法忽略成百万农民、成千村庄的不满，“正是这些成千上万无名无姓的个人，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合力，并构成了社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