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11)

恩格斯曾说过，对于不可知论最好的驳斥不是理论的论证，而是科学的实践。金岳霖实际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例如他说：“我们决不能空空洞洞地在理论上去推A是否为B底因，也决不能单独在理论上表示A因必有B果。我们免不了有事实上的标准，而事实上的标准当然就是看at[,n]s[,n]发生之后，at[,n]s[,n]-bt[,m]s[,m]是否发生。这一特殊的关系发生，我们很自然地以为A—B靠得住，不然我们也很自然地以为A—B靠不住。”（注：金岳霖：《知识论》，第678页。）
四、归纳的实践必然性
历史上曾有人提出过对归纳的实用主义辩护，其肇始者是皮尔士，后来的倡导者中最著名的是赖欣巴赫。在他们看来，归纳是我们用来预测事件进程的一种策略，尽管这种策略不能保证人们一定获得真理，但它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人们为获得真理所能采取的诸多策略中的最佳策略；并且，归纳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它让过去的经验决定对未来的预测，并且让新的经验修正、否定虚假的信念。如果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归纳策略，我们最终总会达到真实的归纳结论。我对这一辩护方案持同情态度。我本人对归纳问题提出以下建设性观点：
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人要想在宇宙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认识这个宇宙，从中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人如何认识这个宇宙？这里要在整个人类作为认知主体和每个个体作为认知主体之间做出区分，两种情况之间差别很大。每个人在出生之时，就面对着他的文化先辈的巨大文化遗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的先辈们在经世累代的认知努力中，积累起数量巨大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成为他进行新的认知的出发点或向导，并成为他学习和认知的主要内容。其次，他的先辈们在经世累代的认知努力中，也改善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生理基础，并且这些改善通过种族遗传积累下来，遗传给他。所有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可以看做是某种“先验的”（先于他本人经验的）东西。但人类整体作为认知主体，他在认识论或者文化上没有先辈，没有任何文化遗存可供继承，他关于这个宇宙或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去获取，其途径当然是深入到这个世界或宇宙中去，与之打交道，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认知材料，形成各种猜测性假说，并从这些假说演绎出各种可供经验或实践检测的推断，由此验证他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猜测是对了还是错了，很多情况下会得到否定的或者至少是需要修改的结论，认识过程由此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