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别于其他媒介的现实表达：用理论让电影“发酵”(12)

就像摇滚音乐会，有的乐手温文尔雅，但他的音乐里充满了叛逆，有的乐手音乐是空洞的，但是他要把吉他砸碎，他觉得砸碎吉就是反叛，但其实他那个歌本身一点都不反叛。其实做电影也一样，我非常鼓励反叛，只要你有新的生活感受，你对这个媒介有新的感受，你想创造新的东西，你就必须去放弃旧的东西，这个是电影生生不息往前走的动力，它也仰仗年轻人。

《小武》我拍了21年电影，但我的视线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比，因为你们刚进入这个行业，电影对你们来说是新的，像我拍第一部电影《小武》的时候，那种激动在于我真的不知道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在片场我想要拍什么，会落实到八九成，绝对不会有太多的意外。那种新鲜感，是需要一种叛逆精神的，但需要是尊敬的叛逆。这个尊敬在于你需要对电影的发展脉络有一种了然于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叛逆要有针对性，要落实到新的语言上面的，是你真的发现了新的人物也好，新的电影语言也好，或者发现世界性的真相奥秘也好，它是要有实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态度。态度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反叛的人，但是你反叛之后所建立的新视野是什么？而当我们是一个尊敬的反叛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靠谱了。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梅：从学生阶段像练习一样的短片，做到一个职业化的标准长度的长片，在学业上的准备，对你来说是怎样的过程？
贾：我觉得我属于速成的。为什么属于速成的？我在文学系的二年级有一个几分钟分钟的学生作业，后来自己想办法拍了两个短片，虽然拍得都不好，但是我收获特别大。比如说，等你真的在现场的时候，才会遇到这些问题，现摄影机往哪儿摆、怎么分镜头、怎么调度、怎么给演员说戏，甚至怎么克服体力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遇上了，然后拍短片的过程就是解决这些疑问的过程，给自己获得电影知识的一个过程。
但那毕竟是90年代的环境氛围，我现在还是建议同学们有机会应该跟一跟组，哪怕有时候眼光都很高，但到现场学习，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虽然我没跟过组，但是原来的北影制片厂在旁边天天拍戏，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他们每天拍夜戏，我就跟同学去了。当时拍的电影叫《方世玉》，武打片，跟我的电影一点都不搭杠，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场工作井井有条，武术指导跟导演的分工，以及各部门的配合都很到位。那是个冬天，我们每天都披件军大衣，因为那时候剧组的人都穿军大衣，只要你穿军大衣，人家就以为你是场工，没人管你。我们就站在那儿看，一直看人家怎么打灯，怎么拍动作戏。后来我拍《天注定》的时候，里面有开枪打人硬戏，因为以前看过别人怎么拍，所以我自己拍的时候还是相对得心应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