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启蒙思想中理性与信仰的协同关系(8)

从宗教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一致性看，宗教应该崇尚纯洁道德，以吸引热忱信徒，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正直的人，具有道德情感。孟德斯鸠还强调宗教法规与道德法规的协调一致，“因为一种宗教即使是虚假的，也是人类所可能使自己诚实正直的最好保证”。(30)各种古代哲学流派也具有宗教性，而其中的斯多葛派道德原则(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最符合人性、最适于培育善人。孟德斯鸠对芝诺学派的毁灭也是感到痛心疾首，并把它的毁灭视为人类最不幸的事件之一。“只有这个学派懂得培养公民；只有这个学派培养了伟大人物；只有这个学派培养了伟大帝王。”(31)斯多葛派虽把财富、荣誉、痛苦、忧伤、快乐视为空虚，但他们单凭哲学而感到快乐，心怀天下，埋头苦干，认定只有他人的幸福才能增加自己的幸福，坚定履行社会义务，为人类谋福利。显然，孟德斯鸠倡导入世的宗教，批评出世的宗教，批评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教导人们过一种过度沉思默想、对事物冷漠淡然的生活。
从前格柏尔人(des guèbres)的宗教使得波斯王国繁荣昌盛，但如今伊斯兰教却毁灭了波斯帝国。
孟德斯鸠阐发了不同宗教与不同政体之间的关系：宽和政体比较适合于倡导仁爱的基督教，专制政体比较适合于伊斯兰教；天主教比较适合于君主国，新教比较适合于共和国。伊斯兰教的君主凶残、独裁，而信奉基督教的君民之间有亲近关系，相互信赖。北方民族皈依新教，享有独立自由的精神，而南方民族继续保有天主教，从而没有独立自由的精神。
孟德斯鸠还批评了贝尔先生的另一个观点：基督教不可能有助于国家的生存。孟德斯鸠确信真正的基督教有助于国家的生存，这是因为基督徒要比不信教的公民更具有凝聚力，更能坚定维护一个共同体。当基督教原则深深铭刻在人们心坎时，就远比君主国虚伪的“荣誉”、共和国的“品德”和专制国奴役性的“恐怖”要来得坚强有力。(32)贝尔先生不懂得区分建立基督教的政令与基督教本身，不懂得区分《福音书》的“告诫”与“劝说”。“当立法者并不制定法律，而只是给出了劝说时，那是因为他看到，如把他的这些劝说也规定为法律，就将违背其法律的精神。”(33)
孟德斯鸠还讨论了法律与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我们知道法律与宗教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从各自领域来反映社会存在。孟德斯鸠深知，宗教和法律都倾向于使人成为好公民，两者可以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公民的行为，如果宗教的约束越少，法律的约束就该越多，反之亦然。孟德斯鸠强调人们要关注宗教与民法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适当。“当宗教谴责民法所应许可的事情，而民法在另一方面又许可宗教所应谴责的事情，那是危险的。”(34)当然，这并不妨碍两者在培养好公民上可相互影响，对另一方进行反拨和纠错，法律有时可以反抗宗教，来保存风俗纯洁，而宗教又是唯一可用来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君主们，宗教可以化解仇恨，调解很多怨恨，消弭政制的弊害。“在法律力量微弱时，宗教能支援政治国家。”(35)古希腊早期小部落的宗教甚至还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