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秀全“丁酉异梦”的互文性考辨(8)

（一）“降僮”还是“《圣经》先知传统”
1848年2月，洪秀全为了救冯云山和卢六而奔走广州，紫荆山拜上帝会内部群龙无首，出现了当地信徒纷纷说灵语、神灵附体的现象。一个名叫杨秀清的客家烧炭工人成了天父皇上帝的代言人。洪秀全从广州回广西后，另一个客家农民萧朝贵亦在9月托称天兄附体下凡。洪秀全承认了这是皇上帝和天兄的传旨。自此，“天父天兄下凡”就成了家常便饭之事，所传圣旨也被辑集为《天父天兄圣旨》。
熟悉广西巫风民俗的罗尔纲认为，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假托天父、天兄降托，是一种叫做“降僮”的巫术：“降托显圣者，即降僮之术。盖浔州尚存越人好鬼遗风，民间流行降僮之俗。降僮者，乃神灵附于人体使为灵媒也。此种人善预言，能治病和解答疑难，盖交感巫术一种。浔州民间笃信之。”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者也多同意罗尔纲的这个观点，比如简又文、王庆成、夏春涛、李泽厚等学者都认为，杨、萧二人确立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体制以后，广西原有的“降僮”迷信和在本质上同巫觋并无区别的人神交通方式，使拜上帝教增加了浓厚的中国民间宗教和迷信的色彩，洪秀全自己的宗教思想也自此产生了与初期大不相同的变化。
也有学者不同意以上观点。在《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一书中，周伟驰通过援引《旧约·撒母耳记上》中先知撒母耳选中少年大卫的故事，提出“杨秀清代言上帝、萧朝贵代言基督，共同拥戴洪秀全为天王，难免不是模仿《旧约》故智”。他还详细考究了“劳心下凡”的两种状态，也就是做梦和清醒的状态，并比较与杨、萧二人相似的义和团“明体”“缘体”者，认为这些大多在清醒状态中“降神”的方式，其实和圣经中的先知传言（也多是在清醒状态下的）很像，而与广西民间的僮子降僮不同，因为后者要不断地在桌案上叩重头，扶乩时则要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和释读。也就是说，在周伟驰看来，杨、萧二人下凡事件并不一定就是从“降僮”学来的，其灵感来源于《圣经》；而由于当时洪秀全已经在广州得到更多基督教的《圣经》训练，对于众星宿乱说话的事情，就容易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教义来加以判断，认为杨、萧二人代天父、天兄传言是符合《圣经》教导的，而不是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所谴责的巫术。
这个论点能否推翻罗尔纲等人的“降僮说”呢？
首先，浔州地区的附体降僮之风，即便在今天都依然盛行，而且社会各阶层都热衷于此，这是不存疑义的。杨秀清和萧朝贵是当地底层民众，深植于此种宗教文化氛围，比起模仿那难啃的《旧约》故智，其原有文化经验才是一种不假外求的资源。更何况，此二人是否有文字阅读能力都还是一个问题。“天父天兄下凡”如果首先是被洪秀全演绎出来的，那么推论说是洪受到《旧约》启发，似乎还有点可信，因为他毕竟是个读书人，且的确学过《圣经》，直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即便是这样，此种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罗孝全的浸信会信仰背景虽然接受圣灵充满的经验，但他在广东的传道肯定不会有所谓的“附体表演”。所以，很难证明“天父天兄下凡”来源于洪秀全所接触到的基督教影响。而此事发生在洪秀全缺席时的紫荆山地区，一群文盲或半文盲靠着研读翻译得奇谲难读的《旧约》来获得模仿灵感，恐怕只能是过于书生气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