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78｜㉞袁昱明：脚踩西瓜皮，滑到中文系——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5)

项老师以普通常识，自发行为，完成了教育系统应该发生的自为纠偏和修复，消除了教育的欠账。善莫大焉。我从中看到“正常”的教师其份量有多重，举手之间，她把所有他人的过错都代为赎清了。
这接近于某种赎罪说中的那位神。
吾国不讲“罪感”文化，讲“耻感”文化。可此地看不到任何歉疚感的表达。
到1973年，读初二，向阳中学贴出了模仿黄帅事件的大字报，矛头指向班主任项老师。我们班委反了，署名“班委”，写大字报维护班主任。大字报由我起草。后来此事好像被冷处理。工宣队也没有带节奏。
后来回想起来，这件事对我具有特殊意义，它让我完成了一个完整和勇猛精进的人格进化过程：写大字报是有风险的，这在当时不符合大方向。但是一方面我们用“常识”做了判断和选择，一方面我也重新审视报答项老师的价值，这就是对我在小学收到的糟践的不服的最后肯定，是一种价值论的平反，但它通过报恩的方式来实现。另外，这种自主选择中的自信、自为、坚忍和独立认知，都成为人格发育良好的佐证。更重要的是，王德花老师破坏的师生关系，由项老师的关爱修复，又通过我的反哺式报答巩固。由师生双向构建的师生关系，首先意味着于无声处的伦理重建。
因此，“项艾卿老师一个人”的中学教育可以打一个满分。当然，向阳中学有很多这样的“个体老师”，加上我这样的“个体学生”的双向构建，教育系统暗地里凭借碎片化自觉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理性的“具足圆满”。
另外，这件事让我产生错觉：我有一支犀利笔。
那时的文字是讲究“匕首和投枪”的，火力全开下，向阳中学版的“黄帅”被“骂哭了”，当然后面的大字报也能压过我的火力。此事不久就这么偃旗息鼓了。这让我产生了自己文字功夫不错的错觉（其实主要原因在学校层面，另外工宣队付师傅比较善良，没想把事情闹大）和文字可以快意恩仇的享受感。
我自以为是地判断事件被压下去与我的写作“火力”有关，至少我使用了很多“结棍”的“形容词”。后来听说班长看着大字报哭了，我还得意了一阵，想那“击鼓骂曹”，也只把曹操骂出一身汗，我可把人骂出一把泪来。差不多，差不多，哈哈，哈哈！（现在我和前班长关系很不错哦，经常一起喝酒。）
我童年和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中，王德花老师造成了伤害，项艾卿老师做了修补。也就是说，小学的伤害（应该说在保俶塔小学还是及时制止了伤害）在中学得到了全面修复和重建。这种修复在大学中得到了巩固和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