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留美幼童谈起：中国科研队伍的现代化(4)

正是痛感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希望为中国科技进步多做贡献，2003年底，杨振宁正式回国，将其一百万的年薪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并出售房屋，用于引进和培训人才，投入到青年人才培养中。

图注：邓稼先（左）与杨振宁（右），2018年杨振宁成为科学探索奖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对于科研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回顾新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方式，主要是由少数有家国情怀的精英引领、集全国之力的举国机制。
生长于国家危难之际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命运结为一体。在清朝帝国的垂暮岁月，培养科学人才被寄予抵御外侮、寻求自强的道路，素有儒家精神的读书人对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也往往义不容辞，不惜死而后已。邓稼先便是生于国难深重的年代，坎坷赴海外留学，学成后毅然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国建设科学事业。
邓稼先的初衷很简单：让中国有自己的核武器。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从1958年起，34岁的邓稼先将自己科研的“黄金十年”奉献给了“两弹”，与团队在大西北的荒原上坚持二十余年：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震惊了世界。
这样的成绩离不开老一代科学家的无私奉献。但少为人知的另一点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尽管整体经济水平落后，但在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倾斜之下，科研人员待遇当时在全国所有非农就业人口中水平几乎是最高的。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经济的进步，这也对之前的举国科研体制产生了冲击。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有了更多选择，而科研人员待遇却几乎原地踏步不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科研经费下降，大多数科研单位处于维持状态，人才流失严重，直到90年代中期，科研经费短缺的局面才略有缓解，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观点已然形成，在民众中也颇有市场。
这也影响到了大多数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年轻人对知识的态度：动荡年代，求学强国是义不容辞，而在繁荣年代，知识变现是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