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新”(11)

与圣徒崇拜有关的另一项举措，是807年居普良（Cyprian ofCarthage）等三位北非圣徒骸骨的迁入。这次圣骸迁入是里昂教会的一件大事，弗洛鲁斯以此为主题创作了一首诗作。诗歌描述了查理曼遣往阿拉伯阿巴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使节，在迦太基一座废弃教堂中发现圣骸，并把它们带回高卢，寄放于阿尔勒；“怀着炽烈的赤诚之心留意着每个地方的神圣之物”的莱德拉德闻讯后，“以乞求性的祷告”恳求查理曼允许把骸骨安置于里昂主教座堂；莱德拉德的继任者阿高巴德在居普良的瞻礼日在圣骸前布道；这三位著名圣徒保佑了里昂教会荣受恩典。弗洛鲁斯的诗作表明，莱德拉德主导的圣骸迁入，使得里昂教会与更广泛的基督教世界及其文化传统建立直接联系，成为凝聚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重要元素。
四、加洛林革新的空间维度
如前所述，学者们近年来已不满足于对查理曼改革的笼统理解，而是将研究触角深入主教在各自教区内的改革实践，从而还原出“复数的加洛林革新”的历史形态。本文对莱德拉德生平及其里昂改革的个案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研究进路的合理性和潜力。对莱德拉德的生平及其在里昂的革新举措进行史学还原，为深入揭示查理曼时代改革运动的运作机制与历史影响提供了契机。
我们看到，查理曼改革在里昂教区的落实情况，与主教莱德拉德的个人能力、意愿、规划与资源密切相关。里昂城的“加洛林革新”，处处打上了莱德拉德的个人烙印，除上文揭示的主教座堂缮写室字体风格等例证以外，即便是里昂改革的局限性，也深刻体现了莱德拉德的个人风格。莱德拉德时代的里昂没有反映规范乡村基层司铎的改革文献存世，如主教法令、教理知识测试题和司铎牧灵手册等。尽管史料的存佚具有较大偶然性，但仍旧从侧面印证莱德拉德将改革重点置于里昂城及城内的精英教士，而非地方教士和地方平信徒。这表明莱德拉德十余年的改革生涯亦有力所不逮之处，但或许也与其个人经历相关——自幼寄养在弗莱辛城主教座堂，此后便进入查理曼宫廷并出任重要教职，“登堂入室”的履历一方面让他在精英阶层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基层乡村实践经验的积累。
同时也应注意，南高卢地区在8世纪时遭受的灾难，使主教权威的重塑与城区内教会秩序的再造，成为莱德拉德改革举措的重心所在。如果在其他地区，查理曼改革所呈现出的面貌就未必与里昂完全一致。
把教区视为改革的基本单元，并不意味着我们仅在单个教区视野内考察查理曼改革的运作机制。事实上，里昂改革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恰恰在于其超出教区的空间维度，即查理曼开创的大一统帝国。丰富的跨区域交流元素，是本文对里昂改革的考证中频繁浮现的主题：来自法兰克宫廷的建筑风格与圣礼仪轨、梅斯的唱诗之法与教士团制度、巴伐利亚的抄工、塞普提马尼亚地区的修会改革团队、西班牙的移民与书籍、北非的圣骸。这种“国际色彩”，无疑直接受惠于改革者莱德拉德的个人履历与人脉资源。但同样需要看到，莱德拉德生命轨迹的“国际性”，是以查理曼的欧洲基督教帝国这一地缘平台为前提的。里昂的案例证明了帝国视野给查理曼改革带来的开放性。当然，身为外来者的莱德拉德同样非常注重发挥里昂本土的传统元素，为他的改革所用，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前代主教优克里乌著作的推崇和对里昂唱诗礼仪罗马本源说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