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新”(9)

较之前代，加洛林主教对什一税拥有更强的支配权。根据当时的一般原则，什一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应当用于教会设施与器具的完善。但更大规模的收入来源是教会地产。三部载有莱德拉德述职信的抄本都附有一份土地清单，其中列举了里昂教会持有的地产数量与两座教士团教堂的教士人数。根据这份文件，可供莱德拉德个人支配的土地收益，包括727块有农户定居的劳役租份地（colonicasvestitas）和33块非定居性的货币租份地（absas）。一块份地原则上面积16 英亩，一般由一个农业家庭耕种，净收益大概可以供养一名教士。由此推算，就当时标准而言，上述地产规模并非特别巨大。但清单中还列出了两位里昂副主教与多座教堂及修道院持有地产的情况，譬如圣司提反堂享有83块劳役租份地与50块货币租份地的收益。所以，莱德拉德掌握的760 块份地收益或许可以被视为“改革专项经费”，其中大部分应当是莱德拉德在查理曼的支持下，取自于从前侵占教会财富的平信徒家族。
其二，莱德拉德的人脉资源为其推行里昂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持。圣马丁修院的重建即是典型例证。圣马丁是高卢最古老的修院之一。根据一部9世纪初的圣徒传记，莱德拉德在听闻阿尼亚修院（位于塞普提马尼亚）院长本尼迪克特及其修道团队的盛名后，向他表达了重建圣马丁修院的意愿，并请求他派遣一些可以示范“好生活的起点”（initium bonae vitae）的人前往里昂帮助启动改革。本尼迪克特从门徒中选出约20人，派往里昂定居。由此，圣马丁的修道事业欣欣向荣。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与莱德拉德曾在肃清比利牛斯地区的“嗣子说”运动中并肩合作。
其三，借助和整合地方宗教传统是莱德拉德推动里昂改革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莱德拉德的唱诗改革和他组织的读经活动。在述职信中，莱德拉德使用的“恢复”（instauratus est）一词值得玩味。这说明，在为自己的唱诗改革作舆论宣传时，莱德拉德可能有意识地使用了当时流传的一个说法：因首位里昂主教福提努斯（Photinus）乃圣彼得门徒，里昂最初接受的就是罗马式的日课仪程。这使得莱德拉德推行的“依据神圣宫廷”的革新运动，同时亦成为对里昂自身历史传统的复归，从而使仪礼改革获得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双重权威。9世纪30年代，莱德拉德确立的唱诗之法，已然被里昂教士们视为“父辈确立的惯例或古老的仪式法度”，足见其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