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新”(7)

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使他们能够遵照会规生活。得上帝之助，此事已得以实现”。查理曼曾在多个场合要求治下的修院、修士遵照《本笃会规》组织生活，也多次颁布条令，尝试在整个法兰克地区推广教士团制度。可见，莱德拉德在教区内推动的修院改革，充分贯彻了查理曼的教会政策。
其三，振兴宗教教育。为了培养“能够正确履行圣礼的教士”，莱德拉德请求查理曼从罗马唱诗法（romana cantilena）在法兰克传播的策源地——梅斯，选派一位教士担任指导，“在上帝的襄助与您（即查理曼——引者注）的支持下，里昂教会不仅恢复了唱诗的仪轨”“日课所需的每个环节都完全依据神圣宫廷的仪式”。莱德拉德还组织了唱诗学习班，，由已经习得唱诗之法的教士再传授其他教士。
除唱诗学习班之外，莱德拉德还组织了读经班（scholas lectorum），使教士“不但能在圣礼仪式中诵读经文，还在对圣经的冥思中追寻属灵理解的果实”。莱德拉德还列举了里昂教士能够阐释“属灵意义”（sensum spiritalem ）的若干部经书。述职信中提到的“属灵理解的果实”与“属灵意义”，指超越经文字面义的精神义。类似表达在查理曼时代的文献中并不鲜见。对教士进行圣经教育，同样是查理曼的国策。例如，一份颁布于805—813年的条令要求“主教们应当督促他们的教士团成员依据正典学习圣经，正如身为皇帝与主上的朕在每次集会上都命令的那样”。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拉丁释经家之一克劳狄乌斯的释经生涯就始于里昂。据克劳狄乌斯回忆，他曾在莱德拉德领导的里昂教会提高自己的圣经学问，并开始撰写《〈创世记〉注释》。
其四，繁荣文化生产。莱德拉德在述职信中表示，“在这所教会，我尽我所能地推动书籍的抄录”。就现存证据来看，里昂教会附属缮写室的活跃程度与附属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均位于查理曼时代所有主教座堂的前列。基于塔菲尔、洛、毕绍夫与奥尔茨等几代古文书学权威的研究，综合文字风格、赠予签名与页边旁注等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现存约23部抄本（包括残本）或部分书页很可能制作于莱德拉德时代的里昂缮写室。绝大部分抄本制作完成后，直接进入主教座堂图书馆供教士们参阅，或由莱德拉德赠予主教座堂图书馆。此外，还有个别抄本反映了里昂缮写室的输出能力。“Paris, BnF, NAL 1740”的主体是一部8世纪早期以北法兰克风格的安色尔字体（uncial）誊抄的武加大本（the Vulgate）圣经抄本。但第193—197页是用公元800年前后里昂风格的加洛林小字（minuscule）誊抄的补页。